重新建構—近代日本佛教的新樣貌 日本佛教的研究，過去以鎌倉新佛教為關注焦點，七○年代以來，研究者針對二戰後構築的日本佛教定論提出批判，導致傳統佛教觀逐漸瓦解，多面向的研究重新建構出近代日本佛教的新樣貌。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，近代佛教具有雙重意義。一是受到歐洲語言文獻學的影響，梵文的權威性不斷增強，從而激勵以漢文佛典為主要經典的佛教界，重新組織編纂大藏經，而有《大正藏》與《續藏經》兩套現代藏經的問世，影響極其深遠。二是受到明治時期儒者的排擠，造成「廢佛毀釋」與「神佛分離」運動，讓佛教必須認真思考國家的存在。 近代化、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矛盾，使得人們向佛教尋求精神的慰藉。禪宗對日本知識分子與歐美佛教信仰影響巨大，帶動世界潮流。本書從明治維新與佛教、近代佛教的形成與發展、戰爭與佛教等不同視角，探討日本近代佛教的本質究竟為何，從而認識它的蛻變之路。

重新建構—近代日本佛教的新樣貌 日本佛教的研究，過去以鎌倉新佛教為關注焦點，七○年代以來，研究者針對二戰後構築的日本佛教定論提出批判，導致傳統佛教觀逐漸瓦解，多面向的研究重新建構出近代日本佛教的新樣貌。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，近代佛教具有雙重意義。一是受到歐洲語言文獻學的影響，梵文的權威性不斷增強，從而激勵以漢文佛典為主要經典的佛教界，重新組織編纂大藏經，而有《大正藏》與《續藏經》兩套現代藏經的問世，影響極其深遠。二是受到明治時期儒者的排擠，造成「廢佛毀釋」與「神佛分離」運動，讓佛教必須認真思考國家的存在。 近代化、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矛盾，使得人們向佛教尋求精神的慰藉。禪宗對日本知識分子與歐美佛教信仰影響巨大，帶動世界潮流。本書從明治維新與佛教、近代佛教的形成與發展、戰爭與佛教等不同視角，探討日本近代佛教的本質究竟為何，從而認識它的蛻變之路。

1912年發刊的《#佛學叢報》為民國首部 #佛教 期刊。由主辦革命黨重要刊物《時報》的狄葆賢（1873-1941）所辦，從1912年10月出版至1914年6月為止，共出十二期，史瑞戈（Gregory Scott）的研究指出，《佛學叢報》是第一本專業化的中文佛教期刊。太虛大師亦曾評價：「《佛學叢報》雖只十二期，其質精量富，至今猶有可考之價值。」 有別以往佛教界以「佛經」為主的宣揚方式，《佛學叢報》包含了圖像、論說、學理、歷史、小說、問答，以及佛教新聞等專欄。投書者除中外著名僧侶居士，如釋宗仰、釋印光、釋諦閑等；亦有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蔡元培、章炳麟、歐陽竟無等民初重要學者，其內容豐富，並受近代思潮影響。《佛學叢報》雖於1914年停刊，但往後出刊的民國佛教刊物，基本上皆參考其編輯形式，為民國新興佛教知識傳播、轉型的重要推手。 本書研究《佛學叢報》的創刊背景與...(展开全部)

1912年發刊的《#佛學叢報》為民國首部 #佛教 期刊。由主辦革命黨重要刊物《時報》的狄葆賢（1873-1941）所辦，從1912年10月出版至1914年6月為止，共出十二期，史瑞戈（Gregory Scott）的研究指出，《佛學叢報》是第一本專業化的中文佛教期刊。太虛大師亦曾評價：「《佛學叢報》雖只十二期，其質精量富，至今猶有可考之價值。」 有別以往佛教界以「佛經」為主的宣揚方式，《佛學叢報》包含了圖像、論說、學理、歷史、小說、問答，以及佛教新聞等專欄。投書者除中外著名僧侶居士，如釋宗仰、釋印光、釋諦閑等；亦有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蔡元培、章炳麟、歐陽竟無等民初重要學者，其內容豐富，並受近代思潮影響。《佛學叢報》雖於1914年停刊，但往後出刊的民國佛教刊物，基本上皆參考其編輯形式，為民國新興佛教知識傳播、轉型的重要推手。 本書研究《佛學叢報》的創刊背景與...(展开全部)

社會學長久以來建基於過去的「軍國主義」社會和目前的「資本主義」或「工業化」社會這兩種相對立的社會型態的拉鋸之間，但這兩種對立型態的社會，究竟何者才真正有效的強化了現今在複雜軍事武器上的發展呢？ 在開始提出這類似的問題之前，本書所探究的議題，實際上常被那些社會學或社會理論的工作所忽視。紀登斯提供了一種對現代民族－國家性質的社會學分析，以及相聯結的，即進行戰爭時的手段上的分析。他的分析關係到那些傳統的社會理論家所處理的議題——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基礎影響下的現代社會發展。其結果是一種同時具有現代化特徵與國際關係類型的制度。 作者所發展的這種嶄新而有刺激性的思索，將會廣泛影響到各種學科的活動：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地理學，以及國際事務。

是歷史社會學的經典之作，作者在本書中針對法國、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前因後果進行比較及歷史的分析。書中所提的三次革命都屬於「社會革命」，且皆發生在非殖民地的農業大國，其結果均產生了一個中央集權的、官僚制度的和大眾參與的民族國家，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吾人再三省思的課題。

是歷史社會學的經典之作，作者在本書中針對法國、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前因後果進行比較及歷史的分析。書中所提的三次革命都屬於「社會革命」，且皆發生在非殖民地的農業大國，其結果均產生了一個中央集權的、官僚制度的和大眾參與的民族國家，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吾人再三省思的課題。

社會學長久以來建基於過去的「軍國主義」社會和目前的「資本主義」或「工業化」社會這兩種相對立的社會型態的拉鋸之間，但這兩種對立型態的社會，究竟何者才真正有效的強化了現今在複雜軍事武器上的發展呢？ 在開始提出這類似的問題之前，本書所探究的議題，實際上常被那些社會學或社會理論的工作所忽視。紀登斯提供了一種對現代民族－國家性質的社會學分析，以及相聯結的，即進行戰爭時的手段上的分析。他的分析關係到那些傳統的社會理論家所處理的議題——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基礎影響下的現代社會發展。其結果是一種同時具有現代化特徵與國際關係類型的制度。 作者所發展的這種嶄新而有刺激性的思索，將會廣泛影響到各種學科的活動：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地理學，以及國際事務。

唐代佛教發展無論在政治、藝術、文學、思想及信仰的層面，都出現空前絕後的大豐收，而目前學界的研究還只是寶山一角。新加坡大學古正美教授於2001年集合世界各國之17位學者，共同研討此一主題並將論文集合成書，其中，不只是關連中國方面，還包括了7-9世紀印度及東南亞的佛教，與唐代同時期發展的課題，內容極其寬廣，是瞭解唐代文化最佳論文專書。